首页 > 文化 > 国学 > 正文

今日:康有为是“进化论”者吗?

本文来源:

澳门威尼斯人网上赌场,另据报道,针对香港海关日前在一艘从台湾开往新加坡的货轮上查获多辆装甲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说,中方正在核实相关情况,并重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SK集团会长崔泰源和LG集团会长具本茂也同意退出全经联,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则表示有意退出。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外交的路子符合国际大趋势,美国不论如何调整对外战略,都难以排除同中国的合作,难以撼动中国前进的步伐。

其次,2015年的大陆进口不合格食品排行:台湾地区26.02%、日本6.1%、马来西亚5.45%、美国5.42%、意大利5.03%、泰国4.17%、西班牙4.17%、韩国3.17%、法国3.49%、德国3.03%。中华网社区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华语社区,被国际金融组织授与最具投资价值媒体奖牌,中华网汽车连续三年在同业独家获中国互联网品牌频道称号。但紧接着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钱从哪里来?特朗普想了四招榨钱:首先,给美国国内企业降税,从35%降到15%,吸引美资海外企业回流,同时对在国外设厂,再将产成品卖回美国的美企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其次,终结TPP,以及以TPP为代表的众多多边贸易框架,换言之,绝了美企国际投资的路,让这些企业只能选择回美国发展;再次,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威胁将中国、日本列为汇率操纵国,强迫人民币、日元升值,降低中、日制造业的竞争力,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重税,保护美国制造;最后,压榨盟友体系,让、日本、等国家提高军费预算(多交保护费),甚至100%承担美国在彼驻军的费用,这样就省下来一大笔军费,这批军费会用到美国军事力量提升和退伍军人待遇上面,因为军人势力是特朗普票仓的另一大支柱。其中,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在野党连连出招,先是要求朴槿惠接受特别调查,后又拒绝承认朴槿惠国务总理提名,要求建立举国中立内阁,当这一建议得到朴槿惠同意后,又要求总统厘清总理权限,步步紧逼。在该所,小蔡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  印度第一邮报网站6日分析称,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仍缺乏整体规划和连贯性,整个印度中北部地区秋冬季因焚烧农作物产生空气污染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新德里周边各种在建项目的作业扬尘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还有机动车流量控制方面,多项监管措施并没有到位。我当时很年轻,很有前途,赞助商也对我有兴趣,现年32岁的洛说道。

核心提示: 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有“私争”的;到了升平世,则“人不加我,我不加人”,这里的“加”是强加的意思;到了太平世,则是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皆同体同胞”,是“最恶竞争”的,如果还要竞争,只能是在“仁”、“智”两方面的竞争;而达尔文被批为“妄谬而有一知半解者”,“天演之说”被批为“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我曾经仔细地考察康有为此期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的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通过间接读物而对“进化论”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的精义,似为不太了解。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在本次演讲的开始,我们需要对来自西方的进化论做一个界定: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 家 达 尔 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创 立 的学说,其标志性的著作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他还写了《人类的由来》等著作。英国科学家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 进 化论的信服者和宣传者,撰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英国思想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进化论揉合到其政治与社会学说之中,著有《社会学原理》等著作。赫胥黎、斯宾塞两人对于进化论的认知及其运用有着极大的差异。曾经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翻译了赫胥黎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其自我理解而作的按语,题名为《天演论》,于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式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为什么要先做这个界定,是因为许多人在使用“进化论”这个概念时,标准过于宽泛。清末民初,大约所有的知识人都在大讲“进化论”,但他们中间真正读过达尔文、赫胥黎甚至斯宾塞著作的人却很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是1954年的事情(即该书出版后的95年)。前些日子,我还看到有人在电视上说:“这是两千多年前苗族人发明的进化论。”

  康有为、梁启超对严复的迎拒

严复在 《天演论》出版之前,即 1896年秋,曾将该书的翻译手稿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看过,梁也有抄本。这一年冬天,梁从上海回广东,参与创办澳门《知新报》,大约在此时,梁又让康有为看过。

1897年春,严复从天津致信梁启超,严厉批评梁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古议院考》。梁启超从上海回信,以 “大同三世说”自辨,并谈到了《天演论》的译稿,称言: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夏曾佑)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一)

这段话包含的内容比较多,需要加以细致的说明:一、康有为读过严复的“大著”。二、康对“天演论”的外表,即进步说,是赞同的;对“天演论”的核心,即“择种留良”,是回拒的——梁说得很委婉,“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三、在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严译“天演论”的思想比较上,梁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书中所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梁说“出此书之外”,应是“高此书之上”之意。梁说“一为出世之事”,大约指佛学思想;梁说 “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则是康的“大同三世说”。四、梁说“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一句,是“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即康不认为严译“天演论”是一种“新理”,而是西人“几何年”(多次)接近或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几何家”(多家)之一,也是“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了”之意。五、梁不仅对赫胥黎的学说有兴趣,还希望从严复处得知“斯宾塞尔”(斯宾塞)的学说。

梁启超与严复往来信件中的辨论题目是,梁认为中国古代有议会的思想、甚至有相应的制度;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规定其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根据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世界各国的历史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递进,是不可以倒退的;西方若是古代就有民主,又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梁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上的“错误”,在回信中称:

“……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这里的“进种之说”,就是严译“天演论”。梁称黄种人、白种人都要“求进”,讲的是“进步说”。(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此时的梁启超,23周岁,意气风发。他觉得仅仅书信讨论还不满足,于是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直接宣传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对于严复的 “胚胎”说,梁称之“未为当”:

“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

梁这里所依据的 “虚理”、“比例”,自然是康有为的学说。他用理论来否定历史。

尽管梁启超与严复有争论,但仍部分地接受了严译“天演论”。梁将康有为的学说当作最高峰,而将“天演论”当作次一级的学说,与此期谭嗣同的“仁学”,地位大体相当。1897年,梁准备写一部书,名为《说群》。这里的“群”,大约是“社会”之意。梁在《知新报》上发表序言: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箸,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

这一部号称有“十篇”的书,梁仅写了第一篇的第一章便中止了,宣传了“大同三世说”,也简单提到了严译 “天演论”——“物竞”。康有为最初接触与言及“进化”

今天所能看到的康有为著述中,最早言及 “进化”,是1898年春在上海出版的《日本书目志》。该《书目》在“生物学”类下有8部书,其中6部主题是“进化论”,然康的评论没有涉及“进化”。该《书目》在“社会学”类下有 21部书,其中 7部涉及“进化论”,然康的评论也没有涉及“进化”。该《书目》在“蚕桑书”目之下共收入88部书,其中有“《蚕桑进化论》,一册,末松格平著,六角五分”,康却对此作了一大篇评论:

“右蚕桑书八十八种。中国,桑国也。《书》曰:‘桑土既蚕,是降丘泽土’。桑蚕之利为中囯独擅,其来至古矣。而四千年学不加进,蚕小而多病,莫能察也。而日本、法国皆移植而大行之。税务司康发达察之于日本,蚕大以倍,且无病,有辄去之,不累其曹。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其术极细以精矣。其桑有栽培实验之秘。呜呼!中国于茶、丝二业尚不开局考求,而坐听颛颛者自为战,其不尽输与他人者几何!”

这是康有为在著作中第一次言及“进化”一词。王宝平教授的研究已经证明,《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日本刊出的《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我有理由相信,该《书目》中的绝大多数著作康根本没有看过。康并不知道《书目》中录有三部非常重要的进化论著作:其一是伊泽修二翻译的《进化原论》(在生物学类下),此即赫胥黎的讲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Or.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其二是由东京大学学生石川千代松记录的《动物进化论》(在生物学类下),此即美国生物学家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在东京大学讲授生物学的内容,是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其三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校阅的《社会学之原理》(在社会学类下),此即斯宾塞的著作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进化”说的是物种起源,本是自然的选择,并非人为技术的直接结果。康的评论称:“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将“进化”误作为人为技术手段之一。由此可推知,康没有读过《蚕桑进化论》一书,只是望着书名而信口言之。

康有为在比较明确意义上使用“进化”一词,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期。1898年冬,康有为在东京著《我史》,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一节,称言:

“以伪《左传》乃刘歆采《国语》而成,改分国为纪年……《史记》十二国年表,自称采《春秋》、《国语》,乃史迁亲读《国语》原本为之者……又择其伪古文《礼》与《周礼》合者去之,以还《国语》原文之旧,令长女同薇编之。薇时年十五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遂能编书也。薇又将廿四史,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

这一段话,是康有为称赞其长女康同薇之聪慧。前半段指康同薇重新整理《国语》,即康学中“新学伪经”的内容;后半段指康同薇著书《各国风俗制度考》。“各国”是春秋各国及后来的各朝代,康有为称该书“验人群进化之理”。康使用“进化”一词,并非受其编《日本书目志》之影响,而是到了日本之后的耳食,很可能得自于梁启超。而康这里所说的“进化”,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思想的痕迹——这位虚龄十五岁的女子,1892年(光绪十八年)坐在书斋之中,使用“二十四史”之类的材料,即可以“格物”而“致知”。若要真是如此,达尔文为时五年的环球考察岂非虚行?严复费时多年的翻译工夫岂非徒劳?康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恰恰证明康这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

值得注意的是,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虽有多次印刷,也有众多读者,但“天演”一词在当时和后来运用得并不多;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后,其采用的译名为“进化”,反是“进化”一词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从 “天演”到“进化”,以译名的使用而观之,达尔文学说有从日本再次传入中国的过程。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